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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構性潛能應成現實增長動能

  中國經濟率先從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中恢復,2020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速達0.7%,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差不多恢復常態。正常情況下,2021年中國經濟有望爭取8%或以上的增速,考慮到2020年經濟基數低,2021年的增長仍屬於恢復性增長。

  經濟恢復到常態後,經濟增長的一些常規推動力開始起作用。2021年出口不確定性較大。投資的彈性很大,特別是基建投資。消費目前正逐步回升,2021年消費特別是服務消費的整體表現應該會好於2020年。

  由於疫情衝擊,2020年我國沒有提出具體的GDP增長目標。下一步建議採取就業指標打頭、GDP收尾的增長指標體系。穩增長是為了穩就業,就業指標也能有效衡量全社會資源利用狀態,應成為力爭完成的指標。過去受制於城鄉二元結構、統計能力不足、農村隱蔽失業難以計算等因素,採用城鎮調查失業率和新增就業人數指標,尚未形成城鄉統一的就業狀況指標。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已近60%,數字技術在某些方面已處於全球前列,只要真正重視起來,我們完全可能形成全面、客觀、及時地反映城鄉就業真正狀態的數據,為判斷經濟和就業形勢提供可靠依據。

  此外,還可以採取若干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標,包括居民人均收入、物價水平、宏觀槓桿率、全要素生產率、單位GDP碳排放強度等。GDP指標還是要看的,但應該是預期性、結果性、後置性的,不應再作為掛帥指標。如果前述指標處在正常或好的區間,GDP增速就是適當的。

  應對疫情衝擊,2020年中國貨幣政策的度把握得較好。與西方國家的寬鬆政策不一樣,我們沒有搞大水漫灌,只是在經濟出現比較大的波動時適當放鬆。伴隨經濟恢復到正常增長軌道,下一步宏觀政策也要相應迴歸正常狀態。財政政策可能不會一步到位退出,但財政赤字的規模應該會有所減少。此外,疫情期間宏觀槓桿率有所提升,在經濟恢復到常態、逐步穩定後,槓桿率要相應降到一個合適水平。

  要看到,財政政策、貨幣政策等宏觀政策主要解決短期平衡的問題,中長期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結構性潛能。現在西方發達國家更關注宏觀政策,是因為它們的結構性潛能很少,經濟增長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動,如房子破了需要翻修,汽車舊了換輛新的等。和發達經濟體不同,中國還有相當大的結構性潛能驅動增長,而非主要依賴宏觀刺激政策。此前多年,在我國相當長的高速增長期內,高增長依靠高投資,高投資主要由基建、房地產等驅動。隨着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到中高速增長,這些結構性潛能逐步減弱,“十四五”期間要着力發掘與中速增長期相配套的新結構性潛能,即通常所説的增長動能轉換。

  “十四五”時期,中國國內大循環應注意釋放並用好“1+3+2”的結構性潛能。“1”是指以都市圈、城市羣發展為龍頭,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打開空間。“3”是指在實體經濟方面要補上我國經濟循環過程中新的三大短板,即基礎產業效率不高、中等收入羣體規模不大、基礎研發能力不強。“2”是指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。

  “1+3+2”結構性潛能在今後5到10年都能夠起作用,但是現在還不同程度地受到體制機制政策的束縛,應當通過更大力度、更有實效的改革開放,使這些結構性潛能成為現實的增長動能。具體措施有以下幾方面。

  一是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,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,創造條件允許宅基地使用權向集體組織外部流轉。

  二是推動空間規劃和公共資源配置改革。空間規劃(包括城市規劃)應尊重市場力量,按照人口流動這一重要的市場信號分配用地指標、財政補貼資金等,並按照人口布局變化定期調整城市規劃。

  三是石油天然氣、鐵路、通信、電力、金融等在內的基礎產業領域,在促進競爭、放寬准入上作出進一步探索。

  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。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鈎機制,繼續推進並擴展義務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可隨人員流動的政策,逐步打通農村和城鎮居民社保的銜接。

  五是深化高水平大學教育和基礎研究領域改革。

  此外,還要繼續推進對外開放。我們已經簽署RCEP,正在積極考慮加入CPTPP,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相關領域的深化改革,加快建設高標準的市場體系。

  實現“十四五”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,應將注意力更多放在提升增長質量上。提高勞動生產率基礎上的合理匯率升值,加上能夠爭取到的實際增長率,到2035年,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。

  (作者劉世錦,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、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。)